甘小鸽春节回家探亲期间，他的父母前后为她找了5名求婚者。她的父母希望在外打工的女儿能够早日成婚，因为好在村里已被认为是老姑娘了。 “我一天见一个，可是他们没有我喜欢的。他们要么是建筑工，要么在工厂做工，我不想嫁给不如我现在干得好的人，”甘说。她在北京做橱柜推销员。 26岁的甘订过婚，可是去年她把未婚夫给甩了，因为他看来没有能力与她挣得一样多。自那以后，她没有能够与某个她喜欢的人约会过。 “许多女孩子都象我这样，”甘说。“我们都想结婚，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委曲求全？” 经济改革带来新观念 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尽改变了人们的命运，也改变了人们对婚姻的看法和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配偶的看法。 仅仅一代人之间，找一个合适政治背景的人就够了，可是现在，对许多人来说，要找一个有大量存款的人。 北京一名女职员说：“与美国不同在中国，男人的长相并不重要。假如这个男人没有好的谋生手段，哪个女孩子都不想找他。” 在毛泽东时代的几十年里，人们在附近村庄或他们工作的工厂寻找可以婚配的人。他们几乎不挑剔，能常就与他们第一次约会的人完婚，也不比较钱多钱少，因为那时人人都很穷。 但是改变开放的20年许多人更明白他们对生活的要求，许多人远比他们的父母更慎重的挑选他们要与之结婚的人。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结婚率稳步下降，从1981年每百人有2.8人结婚的高峰时期，滑落到2003年的1.26人.专家说,来自农村的人口流动是导致结婚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多数流动人口是妇女,她们在工厂做工,比如中国南方城市深圳的工厂,或者在商场和餐馆打工. 适合女性流动人口工作比较多,她挣钱的能力比男性流动人口强,男性流动人口一般成功报酬很低的建筑工人. 不过,女性流动人口中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农村与农民结婚,她们也看不起城里那些收入比她们少的男性流动人口. 对潜在配偶要求严 由于农村符合条件的女子太少了,一些农村男子只好从更穷的地方购买妻子,这个问题令人关注. 摩根士丹利驻香港经济学家谢国忠说:"我们在谈论这里的一个社会悲剧.全国各地有1500万流动人口,他们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想要结婚,但却没有人选,他们陷入了困境." 6年前,甘小鸽在坐火车从安徽老家的贫穷农村到首都北京找工作的途中结识了她的前男朋友.他们来自安徽省,他们很快情投意合.他高大、英俊、风趣,而她则娇小、漂亮、有勇气. 起先她给外国人做保姆，后来当上了售货员，几年下来，他的收入稳步增长至2000元。可是他的月收入仍停滞不前，大约只有800，干的是餐馆的采购员。 我觉得我不能这样下去了，如果我有了孩子，无法工作，靠他的工作我们怎么生活？”甘说。 在中国结婚的人仍非常多，婚庆行业是挣钱大户，可是寻找配偶从来没有这么难。城市职场男女也不容易找到配偶，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在全国的结婚率是最低的。 35岁的穆荣经营一家形象顾问公司，拥有一辆轿车，穿着时尚，可是她这几年没有一个男朋友。 “我认为我的社会圈子不算小。我的社会圈子实际在扩大，可是每个人的要求都越来越高，”穆说。 “我想要的人必需在精神上与我协调，这就是说，他必须有合适的社会和道德观念。政治观念不重要。他必须理解我，不尽尽给我送花，或下班时来接我，而是分享我对生活的感觉。” 穆开列的要求还没完，这也反映了许多城市女性的要求。 穆说：如果我挣1万元，他挣8000元我能接受，可是如果我挣10000元，他挣5000元，那不行，最好是他有房子，我们就吵必攒钱买房子。” 丁娟是全国妇联的一名研究人员。她说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到了二三十岁依然单身，其主要的原因是考虑的重点发生了变化。 丁说：“越来越多的人把事业摆在了家庭之前，找到一个好工作的压力现在太多了。” 城市女性择偶尤其困难，因为她们新近获得的成功常常令男性望而却步。 26岁的岳小姐说：“我与一名男子谈了几个月，可是自从那个周末我让他帮我挑一辆汽车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给我打电话。后来我意识到，许多男的不喜欢他的女朋友拥有房子。”对于男人来说，试图赢得女人的芳心从来没这么让人头疼。 一名男子在北京最近一次星期五晚“速配”聚会中说：“妇人现在对男人不再光有物质要求，还有情感要求。”“速配”聚会以及网上择偶已经成为挑剔的单身族喜爱的寻求更多潜在的异性伴侣的一条途径。这名男子就：“现在的女人要男人们关心她们，理解他们。男人很难一下子统统都接受。” 女性和男性的压力都很大，因为不管中国社会如何变化，人们仍是要结婚生子的。 甘小鸽像其它流动人口一样，一周工作7天。相比其他白领妇性，她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钱涉足“速配”聚会以及网上择偶。她没有自己去找男朋友，而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与陌生男子约会。 甘说：“我有时感到寂寞、、、、我真想结婚。有时我有时学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父母结婚就这么容易。可是我们不可能回到他们那个时代。我们现在更聪明了，我们想要一个理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