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在哪里（代序）


　　一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一种怎样的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
　　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群中，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谈论过它？
　　沉默之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
　　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因祈福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二

    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
　　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
　　“您信佛吗？”我问。
　　“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
　　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
　　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
　　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
　　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个小时了，冬日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着屋内的其他人。
　　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此。
　　

    三
　　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我心动。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是啊，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没有学历、知识、工作、钱、房子、车这些物的东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又怎能不认真并辛苦地面对？
　　但是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走着走着，便依稀看见生命终点的那一条线，什么都可以改变，生命是条单行道的局面无法改变。于是，不安、焦虑、怀疑、悲观……接踵而来，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那一个老问题——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去？去哪儿呢？
　　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
　　

      四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挑战？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标很物化，小康、温饱、翻两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
　 　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 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小民感受；富人 不安，怕财富有一天就不算数了；穷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就在这抱怨、焦虑和不安之中，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其实，这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靠近幸福的举动。不过，就在为此而努力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
　　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都信人民币吗？
　　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像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
　　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幸福在哪里？
　　

      五
　　幸福在哪里暂且不说，痛苦却是随时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为了钱，可以随时欺骗，只要于己有利，别人，便只是一个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个被嘲笑的词汇。
　　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随处可见。
　　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
　　有人说，我们要守住底线。但早就没了底线，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谈何守住底线？可守的底线在哪里？
　 　一天下午，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突然间，一辆豪华车逆行而来，鸣笛要我们让路，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于是，感觉被怠慢的那个车 主，在车过我们身边时，摇下车窗痛骂一番。那一瞬间，我惊呆了：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和这个充满愤怒的人。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钱也受过良 好教育，然而，这一瞬间，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扭曲。
　　被指责的同时，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从心中升起。因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我们都无处闪躲。
　　

    六
　　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
　 　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决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
　　对，错，如何评价？好，坏，怎样评估？
　　岸，在哪里？

    七
　　有人说，十三亿中国人当中，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选择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有一亿多人，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再然后，就没了。也就是说，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
　　这需要我们担心吗？
　　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
　 　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所以，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这个时候，改革拉开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
　　于是，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我们每一个人，是制造者，却也同时，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
　　

    八
　　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联。
　　曾经有一位评委，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发出了一声感慨：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而只是宝马和别墅？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人群中，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静时，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权力，依然是一个问题。
　　个人崇拜减少了，可对权力的崇拜，却似乎变本加厉。
　　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上下级之间充满了太多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导面前，下属变得唯唯诺诺，绝对没有主见？一把手的权力变得更大，顺应领导的话语也变得更多，为了正确的事情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却越来越少。
　　其实，是下属们真的敬畏权力吗？
　　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可能并非如此。或许是下属们早已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如果这样的顺从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为何不这样做？
　　但问题是，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
　　

      九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现今时代的青春却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时代让正青春的人们必须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车子与职场上的游刃有余。可这样的成功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难，像新的三座大山，压得青春年华喘不过气来，甚至连爱情都成了难题。
　 　青春应当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与现实，可现今的年轻人却不敢也不能。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这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房价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许短期内房价会表态性地降一些，然而往前看，你会对房价真正下跌抱乐观态度吗？更何况房价动不动就三万四万一平米，它降不降还跟普通人有关系吗？所以，热了《蜗居》。
　　而《暗算》的另类流行，又暴露着职场中的生存不易，论资排辈经过短暂退却，重又占据上风，青春，在办公室里只能斗智斗勇不敢张扬，不大的年龄却老张老李的模样。
　　至于蚁族们，在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难实现的理想面前，或许都在重听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逃离北上广，回到还算安静的老家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爱，然而面对女友轻蔑一笑之后的转身离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还能有怎样的说服力？
　　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
　　

    十
　　改革三十余年，我们进步了太多，这一切，都有数据可以证明。
　　而新闻进步了多少？又用怎样的数据证明着？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的东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标准，比如，是否有真正优秀的人才还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经历日复一日怎样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的进步中，感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假如并非如此呢？
　　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领导的眼里，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并且这样的人，时常因理想和责任而招致自己与别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与责任可以坚持多久呢？
　　而如果理想主义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变成现实主义者；
　　如果现实主义者都变成功利主义者，而功利主义者又变成投机分子……
　　希望会否变成绝望？理想是否成为空想？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然而，它依然如同噩梦一样，虽然虚构，却会让醒着的人们，惊魂未定。
　　新闻事业的前行，同样需要信仰。
　　

    十一
　　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
　　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
　　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
　　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
　　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
　　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
　　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
　　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
　　

      十二
　 　古人聪明，把很多的提醒早变成文字，放在那儿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简单地把提醒放在汉字本身，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 所以看不见，这样一想，拆开“忙”这个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说“忙”，因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然而大家还是都忙，都不知为何显得格外着急，于是，都在抢。在街上，红绿灯前，时常见到红灯时太多的人抢着穿过去，可到了对面，又停下来，等同伴，原来他也没什么急事，就是一定要抢，这已成为我们太多人的一种习惯。
　　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人似乎已失去了耐性，别说让生活慢下来，能完整看完一本书的人还剩多少？过去人们有空写信、写日记，后来变成短信、博客，到现在已是微博，144个字内要完成表达，沟通与交流都变得一短再短。甚至144个字都嫌长，很多人只看标题，就有了“标题党”。那么，下一步呢？
　　对此，一位老人说得好：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么着急地往终点跑？
　　

    十三
　　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等一等呢？
　　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附：柴静写给白岩松

1
十年前，陈虻找我的时候，原话是说，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一个女搭档。我当时还没想换工作，陈虻说你来我们年会玩玩吧，也见见大家。那年年会是白岩松主持的，象他书里写的，“以恶搞和折磨领导”为主题，我跟台长分一组，白问“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 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最后好象钱包也被抢掉了，一撒，天空中都是现金。我当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意思。晚上有同事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 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搞得跟面试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一晚上他就问了我两个问题，问“你喜欢谁的音乐？” 我好象说的是平克弗洛依德。他问“华人的呢？” “罗大佑” 就这两个，他没再问什么问题，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2
我刚到连线，没有任何新闻经验，日子不好过。现在想起来，他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对我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他心里估计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当时我不理解他，后来明白他是怕我柔弱，怕我不能在这个腥烈的战场上生存。有一阵子我连结尾评论都不会写了，怎么写都通不过，领导等着审，我瞪着眼坐在桌前，他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串场词。我惭愧又感动，一直留着那张纸。他一直不安慰我，只有一次深夜，看我还坐在办公室剪片子，进来对我说了一句，“人们号称最幸福的岁月其实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过回忆起来非常美好”

3
后来我去了调查，跟他见面很少，几年中评论部分分合合，不过很多离开的人钥匙串上，都是挂着新闻评论部的小方铜牌，磨得精光铮亮。 2008年会是我主持的，那个年会只剩下一个简单流程了，轮到岩松上台发言，他就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我们忠诚的是新闻，不是任何领导” 底下坐的都是领导，悄然无声。

4
这几年，他做时评，天天在新闻的风口浪尖上。有人说，说这些干嘛，就算没有风险，有什么意义。他在书里写到他的节目《新闻1十1》，“多简单的名字，1十1=2，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十1=3.” 所以他说的捍卫常识，其实是要用千斤之力来扭住的。他在书里说到喜欢曾国藩，没细说，我大概理解一点，因为想要有所建设的人，多半是象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哪方都不讨好，保守派觉得你冒进，激进派觉得你迂腐。唯有苦苦支撑。我没听他沮丧抱怨过，我遇到事的时候，他也不安慰，就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岩松妈妈七十多岁了，我有次见她，老人家看我一会儿，说，老看你节目，别让你妈担心。然后说，“我天天看电视，也替岩松揪着心。” 这话我听了心里挺难受，所以有时候也想劝劝他。他就一句话，“有人在前头，你们也好走些”

5
他这本新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上面写“柴静：这一站，幸福”。我翻开扉页，上面印着仓央嘉措的诗“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身为同事，看这书时最触动我的，是他满腔没有说出的话。他曾经以年青人的狂狷，写过《渴望年老》，今天他四十二岁，鬓角灰白，人生的重负真实地压在肩上。我们不多交谈，只每年秋天，新鲜的内蒙羊肉来了，他就叫上八九个老男人，在他家聚一次。有次喝了点儿酒，看台湾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他喜欢胡德夫，一架钢琴，唱《匆匆》，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 他喃喃自语“我恨不能给他跪下”。我回头看到他泪光闪闪。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以他的资历，他本可以选择更容易的方向，但他没有后退，也没有拐弯，只是往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