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日领导人错误立场阻碍两国领导人会晤

温家宝：非常高兴接受《费加罗报》的采访。《费加罗报》历史悠久，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明年是贵报创刊180周年，在此，我谨致祝贺。 见到法国朋友，我不禁想起19世纪末中国著名思想家辜鸿铭说过的这样一段话：“世界上似乎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中国和中国文明，因为法国人拥有一种和中国人一样非凡的精神特质，那就是细腻”。因此，当我见到法国朋友包括你们两位时，感觉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隔阂。

　　中法两国都是历史悠久、拥有古老和灿烂文明的国家，我们都具有独立自主和开放包容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共同点。

当前，中法关系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双方都在致力于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着密切协调与配合，经贸、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我在这一背景下访问贵国，感到非常高兴。相信此访一定会进一步促进中法关系的发展。我愿借此机会请贵报转达中国人民和我本人对法国人民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现在，我愿意回答你们的提问。

　　鲁斯兰：总理先生，您即将对法国和欧洲进行访问令人感到高兴。在双方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也存在一些令中方感到失望的问题，比如欧洲迄未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又如今年夏天重新对中国纺织品实施配额。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是否能通过访问解决这些问题？希望欧方采取哪些措施？

　　温家宝：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和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迟早的事情，在这两个问题上欧洲许多国家特别是法国的态度是积极和明确的。早日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和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不仅符合中欧双方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为此作出努力。我相信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定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鲁斯兰：法国公众对中国经济实力迅速上升感到担忧，特别是对本国就业机会的流失非常担心，您如何消除这个担心？

　　温家宝：法国人民不必为此担心。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有利，而且对欧洲、对世界人民都有利。我想强调两点：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是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我们长期的战略方针。中国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潜力巨大。2004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销售额近2万亿美元。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国内市场需求还会进一步扩大。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中法经济合作和为法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二、近年来，中法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法国每年对华出口约在80亿美元左右，这一数字还会逐年增加。法国许多大企业已在中国落户，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也开始到中国发展。中法两国在核电、航空、高速机车以及环保、农业等方面的合作，不仅使法国扩大了商品的出口，而且带动了法国设备和技术的出口。像家乐福这样的大型超市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从化妆品、箱包、到葡萄酒，什么都有，获得了巨大利益。与此同时，中国的公司也开始在法国投资。相信中法互利经贸合作的发展对两国的就业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鲁斯兰：法国和美国正在就向中国提供新一代的核电技术进行竞争。中国将何时作出决定，是否会选择多个合作伙伴？

　　温家宝：中法核电合作的历史最长，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是两国核电合作的良好范例。中国正在积极发展核电。到2020年，中国的核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4千万千瓦，那时在建的还有1800万千瓦。与此同时，中国的核电技术正在从第二代向第三代升级，为此，我们需要加强对外核电合作。法国在核电技术、设备方面都具有优势，双方合作前景广阔。据我所知，目前中国第三代核电引进技术和装备的招标工作正在进行，希望法方提高竞争力，争取好的结果。中方愿与法方在核燃料、核发电、核安全以及核废料处理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

　　米伟文：总理先生，您刚才谈到法国企业应提高竞争力，是否意味着法方的报价太高？

　　温家宝：竞争力是综合的，目前招标工作已到关键时刻。评标是客观、公正和透明的，如果法方能拿出更具竞争力的方案，包括在报价和技术转让方面提供更加优惠的条件，那将有助于法方中标。

　　米伟文：刚才您谈到核电的时候提到了安全问题。我知道您也是工程师，对这个问题特别重视。最近在中国发生了两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一起是煤矿爆炸事故，使我们似乎觉得中国政府是不是在实行最低劳动安全生产标准方面遇到困难？第二起是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好像中国政府到最后一刻才向中国公众和俄罗斯方面告知实情，中国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严重事故？

　　温家宝：这两起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要更加重视安全生产，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更加重视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我们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在煤矿安全生产方面，我们正在做三件事情。第一、治理瓦斯。第二、关闭不合格的小煤矿。第三、加强对煤矿生产的安全管理。

　　在对松花江重大污染事故的处理上，我们要做四件事。第一，严密检测松花江流域污染状况，并及时通报信息。第二，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沿江两岸人民的饮水安全。第三，着手研究和实施松花江治理的中长期计划。第四，加强同俄罗斯的合作。我们愿意向俄方提供一切协助，包括信息和设备。

　　至于核电，第一位的是安全。如果在核电安全上出问题，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将是巨大的。我们愿意同法国在核电安全方面加强合作。 　鲁斯兰：您对法国近期发生的骚乱有何看法？中国也存在一些社会问题，中国将如何缩小贫富、地区和城乡差距？

　　温家宝：我们十分关注法国最近发生的骚乱，相信法国政府一定能够予以妥善处理。目前骚乱已趋于平息，我们希望法国社会安定、繁荣。

　　你的问题非常重要。在中国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发展问题。我们要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因为没有经济作为基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就难以实现。另一个是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因为没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整个社会就不可能稳定。为此，我们将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第一、我们要通过不断努力，逐步解决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在农村，减免税收的改革到明年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届时我们将全部免除农民的农业税。要知道，农民缴纳农业税这个制度在中国已存在了2000多年，财政将为此转移支付多达1千亿人民币。

　　第二、我们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电力、通信、饮用水安全、沼气等。我们将实现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今后的基础设施投资将由以城市为重点转向更多地关注农村。

　　第三、我们将从明年起，用两年的时间彻底免除农村学生的学杂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中国有2亿中小学生，农村占80％，我们要使孩子们在同一蓝天下共同成长与进步。

　　此外，我们在地区发展上，将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并继续推进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我们制定的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治理计划，重点放在西北、东北、华北防护林建设和退耕还林，还有“三河三湖”的治理，即辽河、海河、淮河，太湖、巢湖和滇池。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减少农村的污染，主要是改进化肥的施肥技术，实行测土配肥。

　　我们在发展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有的可以预见，也有的难以预料，但我们不会却步，将百折不挠地迎难而上，解决存在的问题。

　　米伟文：访欧之后，您将去吉隆坡，您会否同日本首相单独会面或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框架下会面？

　　温家宝：你实际上在问中日关系问题。如你所知，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困难的时期，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不在中方。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霸占了中国台湾。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又侵略占了中国的东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入侵中国，中国人民进行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伤亡人数高达3500万。

　　中日之间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友好是主流。从长远看，发展中日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日关系的症结是日本如何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然而，日本国内总有一些人不承认侵略历史，美化军国主义。特别是日本政府领导人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感情。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关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一方针也没有改变。日本政府必须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双边关系政治文件的原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领导人至今仍顽固坚持错误立场。这就给中日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特别是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制造了障碍。我们希望日本领导人尽快拿出实际行动，纠正错误。这将决定中日领导人能否在吉隆坡举行会晤。

　　鲁斯兰：在您看来，在中国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不是没有必要实现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

　　温家宝：不，恰恰相反。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请你记住两点，第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尊重和保障人权，使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我们还要推进政府自身改革，使政府能够更好地实行民主科学决策，依法行政，并接受人民的监督。我们要推进司法制度改革，使法院独立进行审判，更好地体现公平和正义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主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我曾经对美国朋友讲，从1863年林肯发表《解放宣言》到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美国黑人真正获得选举权大约经历了100年。中国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推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许多启蒙思想传到了中国，对中国一代进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民主、博爱、自由”为他们所接受。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大思想家严复就提出“国贵自主、身贵自由”。如同17世纪到19世纪在法国形成过“中国热”一样，20世纪早期，中国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艺术家也到法国去寻求新思想，其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巴金、钱钟书、冼星海、徐悲鸿等。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

　　我们的目标是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将继续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