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wande在2009-12-4 16:33:00的发言：
zf变异成利益主体，没有人是安全的
肖雪慧唐福珍自焚，不过是近年愈演愈烈的暴力拆迁导致的悲剧之一。但主导暴力拆迁的一方，这次更无耻。无法院裁决书、执行令，一大群城管、治保半夜持械偷袭民宅，这些情节已屡见不鲜。但这次，当唐福珍喊话无果，对方仍然暴力进犯私宅；抱定与家园共存亡决心的唐福珍将自己全身浇上汽油，人命关天，来者继续进犯，最终酿出惨剧。事后，地方zf把事件定性为“暴力抗法”，唐福珍家人多人被拘，濒危的她在医院遭严密看管程度，犹如对恐怖分子，而在她生命尚存续的16天中，“根本不允许亲友探望”。29日临终前，亲属强烈要求zf把羁押在看守所的唐福珍的其他亲属带来见唐最后一面，被拒绝，只有唐的丈夫胡昌明和儿子在zf官员和警察监视下得见她最后一面。
晚11时许医院宣布唐福珍死亡，亲属要求交还遗体，金牛区刘副区长说要请示领导，第二天凌晨1时许，才同意亲戚把她的尸体运往新都区东林殡仪馆安放。“当时，有包括警车在内的六七辆车和警察、治保人员、城管人员共40人左右护送，尸体安放后zf留下10多名治保人员监守。”
逼人致死后，地方zf坚持“暴力抗法”的定性。唐的家人，据唐福珍的三哥唐福明说，“家里有5个人被拘留，4个人被监视居住，还有3个人不知道在哪里，”他揣测那3个人很可能被打伤住院，不允许家属探望。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对唐福珍的死，则作如是回应：“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唐福珍点火自伤的意外”。

然而首先，究竟是房主暴力抗法还是地方zf暴力进攻《物权法》乃至宪法？
第一，“抗法”的前提，是对方执法。但拆迁方是执法吗？所执又是何法？对此，官方不置一词。事实上，这次拆迁跟发生在全国许多地方的拆迁一样，根本不走法律程序，不经法院裁决，没有法院的裁定书、执行令。如果受zf或某官员指派的事就可以叫做执法，岂不成了zf、官员口衔天宪，出口是“法”？
第二，一方是在自己家中熟睡，另一方趁人熟睡的凌晨时分率众持械进攻，说进攻，没有丝毫夸张：头戴钢盔、身着迷彩服、手持盾牌、铁棍的大队拆迁队伍用铲车开道，锯开了唐家铁门，见人就打。
无论土地使用权上有什么样的争论，唐家楼房及楼房内一切，是唐家合法私产，受《物权法》保护；唐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宪法保护。地方zf率众凌晨持械进攻私宅，是对物权法和宪法的暴力攻击。而唐福珍全家熟睡中惊醒，即使真如城管局长所说，使用了“砖头、石块、汽油瓶及点燃汽油等方式”，也是在受强大外力进攻的情况下被迫实施的自卫，自卫地点是自家楼上平台，并没有冲出楼外出击，始终是及其被动的一方。
这一事件，拆迁方暴力进攻宪法和物权法，涉嫌重大刑事犯罪并酿成房毁人亡的后果，需要司法尽快介入调查，只是，这个调查，必须由不受当地zf控制的司法力量进行。
除事件本身的法律性质，这样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有两个深层原因。一是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zf拿大头，地方zf拿小头，却事权下放，地方zf财政压力大。忽视这一点，对地方zf是不公正的。分税制背景下，不断酿出事端的土地财政登台了。第二个深层原因是权力变异的最危险倾向：本应作为守夜人提供公共服务的zf变异成利益主体。近年来，不断有人论证zf作为利益主体的合理性，然而，不用讲政治学道理，仅一个事实就足以使此说的荒谬显现无遗：各级zf靠纳税人的税金供养，纳税人有理由花大钱养一个利益主体来跟公民争夺利益？
如果在社会各种利益冲突中zf成为其中之一，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利益主体？zf掌握着包括暴力机构在内的国家权力，如果作为利益主体参与跟公民个体或团体的利益博弈，必定权力通吃，没有任何公民个体或团体能与之争锋。再加上无约束、无底线，向公民权利和国家法律进攻的暴力拆迁之类事件必屡屡发生，警察参与拆迁的奇观也会到处发生，甚至可以像日前四川宜宾市筠连县一家公司拆迁公司那样调动100多名武警配合强制拆迁——这家拆迁公司7高管全是zf官员——这些身兼拆迁公司高管的财政局、审计局……正副局长们自称是zf任命担任公司高管。我信！除非一级zf，几个地方部门的局长恐怕没有调动武警的能量！
在zf成为利益主体的情况下，没有人是安全的。唐福珍和她全家的遭遇就是证明。她和丈夫胡昌明九十年代在成都经商成功，后来响应家乡招商引资的号召回乡投资办厂。这样的人尚且难逃厄运，遑论其他人！
唐福珍的死令人痛心、惊骇。痛定思痛，需要回到问题的根本，推动zf职能归位和对权力的制约。但最迫切的是，推动废除或修改《拆迁管理条例》，这个行政条例跟早已生效的物权法相抵触，跟宪法精神相悖，地方zf却可以拿它当令箭，实施暴力拆迁。
只有向这个方向着力并取得进展，唐福珍才不致白白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