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原名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战略问题及精英文明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是原新华社记者、国内知名学者仲大军先生在日前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祝活动后，所写的文章。

中国的发展沾了劳动力低成本的光，一个意想不到的低成本，导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具有这样大的国际竞争力，但中国的劳动力低成本今天面临着危机。

可以说对劳动力缺少人文关怀是当今我国经济学界的大问题。中国当前可能是世界上劳动力最廉价并且人命也最不值钱的国家，每年光是工伤死亡就达15万左右，据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员的调查，四川外出打工者的死亡率大约为2-3%，伤残率大约在8-9%。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可以尽可能地从劳动力中降低成本，但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在哪里？劳动力的成本标准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学者们从来都没有去关注和研究这一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倒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今年5月的一天，我应邀参加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研讨会，讨论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的议案，要将劳动者的人文标准加入ISO体系。

为什么国际标准化组织都开始关注劳动的保护、劳工的安全和劳动者的利益，而我们中国学者却甚少考虑这些直接影响劳动力成本的重大问题呢？是我国经济学的陈旧、落伍，还是时代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午间吃饭是，我与陈平教授进行了交流。按陈平教授的看法，这是中国学者受美国芝加哥学派影响的结果，因为，芝加哥学派就是不研究人的问题。当然人家不研究人也有情可原，因为人家已经解决了人的政治权利问题，劳工权利的问题。人家的劳工已经有了充分的权利保障，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劳动保护组织，有千千万万个NGO等社会保障组织。因此，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确不需要再去考虑人的问题。因为在人家的国家里，如果损害劳动利益是违法的，劳动者是有权力抗议和保护的。

而在中国，罢工权于1982年修宪时给取消了，工会组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在这种体制下劳动成本根本就没有标准可言。工厂要把劳动成本压到多低就可以压到多低，劳工无话可说。上海近些年里建起了那么多大楼，但人们知道上海的建筑成本中劳工的成本是多么低吗？据我中心研究员王炼利女士的研究，建筑业中有51%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266元！怎么能是仅仅266元呢？那就是欠薪，连钱都不给，谈何成本！对于这一事实，想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通过电视报纸也应该了解一斑。

因此，我想把那篇文章的序言放在这里再重复一下，让人们好好关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问题。

“通过调查，我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中国的产业资本是如何廉价地利用[或说盘剥]简单劳动力的！建筑业中有51%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266元！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中分别有75%和43% 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1700元！这不正是当前我国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民工被欠薪、欠资甚至赖帐的现状吗？人均年报酬266元，与我国房地产业整体欠帐5600亿元正好相吻合！由此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当前我国一座座漂亮的城市，哪一个不是建立在本地和外来劳工的血汗付出和欠帐之上啊！

“人均年报酬266元是个不能想象的数字，就是1700元也是不能想象的。这说明这些部门的从业人员的劳动价格太廉价，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好欺负的农民，而在房地产业75%的其他就业人员中，大部分是再就业的失业下岗工人。

“上海就业人员总数不是很可观吗？不是再就业工程的成就巨大吗？全市就业人员平均报酬不是高出了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吗？但是，如果我们能容忍GDP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增长的话，如果我们能默许统计部门这样来“平均”的话，那么，中国就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共同富裕” ，中国就将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房地产是能增加GDP，然而，增加GDP有什么用？是哪部分人在创造GDP？对于创造GDP的人们，GDP又回报了他们什么？我们的经济学要好好考虑。”

话说到这里，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大牌经济学家们的漏洞。如果这些教授们按照效率优先的道路一头扎下去，难保不会出乱子。因此，我建议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要再一次深入研究劳动力成本，并且把劳动力成本与人文标准结合起来，没有人文标准和劳动权利的劳动成本根本就没有价值。试问：奴隶社会的劳动成本与封建社会的劳动成本哪个低？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到底是要奴隶社会的劳动成本还是要民主社会的劳动成本？有哪个国家城乡二元结构像中国这样分明？

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历来是回避问题的。因此，说经济学是虚伪的和伪善的并不过分。经济学者充其量只能做一个计算工具，而难以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

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延续着这一模式，在缺少技术、资本和资源的情况下，只有打拼现有的这部分劳动力资源。在这种意义上，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增长越是飞速，被牺牲的人口越是巨大，社会风险越是巨大。人口不是多吗？那就要让他们不值钱，多做贡献，但这种打拼是有限度的。我提醒中国的经济学者们要注意当今社会情绪和社会问题的变化，不要躲在宝塔尖里看不到现实社会问题。当今的劳资矛盾、劳动矛盾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社会不安全的因素，需要我们认真关注。因此，我提醒大家，当今社会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与劳动力成本有关。这也是我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进行评论的原因。

我脑海里始终闪现着北京街头发生的一幕景象：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晚上，一群民工从酷热难奈的简陋席棚里跑了出来，来到人来车往的立交桥下席地而眠。这是多么脏乱吵杂的地方啊！但即使是露天之下，民工们都感觉比他们居住的工棚要好。这是人的生活吗？这种劳动力成本是人的成本还是猪和狗的成本？一句话，在一个人的身份待遇不平等、人权缺失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里侈谈劳动力低成本是极其危险的。

二、精英文明和精英经济的危害，中国的经济精英要检点、反省，不要居功自傲！

现在要问一句：通过劳动力低成本创造出的财富最后都到哪里去？劳动力低成本是客观需要的吗？是谁制造了劳动力低成本？假如国家政府或资本家不是过度榨取劳动利润，中国能出现那么多劳动力低成本吗？为什么只追求劳动力低成本，而不遏制富人，遏制社会上的穷奢极欲？难道让劳动力低成本的目的就是打造一小数人的奢侈世界吗？因此，在中国这一时刻再侈谈劳动力低成本简直是犯罪。

但为什么中国今天仍然有一大批专家精英在津津乐道劳动力低成本？这恐怕与当前的政府追求以及传统的精英文化有关。可以说今天引起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不仅有劳动力低成本的问题，还有发展的模式问题，即精英文化导致的精英经济追求。这种发展模式与劳动力低成本战略是紧密相连的。没有精英发展的追求，便难以有劳动力低成本的需求。越是要打造少数人的精英经济，越多的劳动者要为之付出低成本的代价。说到底，中国式的发展，最终是精英群体的发展，而很难是普通百姓的发展。并且精英群体越是发展，平民百姓被淘汰得越厉害。

继张维迎教授发言后，易纲先生点出了中国“精英文明和精英经济的脆弱性”这一话题，我认为易纲先生看问题是看到了点子上。易纲教授从根本上指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危险，如果不改变传统的精英文明和由此导致的精英经济，那么中国社会发展到最后再度发生动乱和破坏是很容易的。陈平教授接着指出，中国教育至今仍停留在科举教育的模式上，没有发展成创新教育，仍然在为精英文明做精神准备和资源储备。

看看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文化理念，除了效率至上，就是西方的商业文化消费物欲大潮；除了GDP追求和拜物教崇拜，就再也难以找到公平、文明、正义、民主和平等的诉求。在这样一种庸俗的经济发展观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后意味着什么？就是降低了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最后又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周其仁教授认为我国为什么能以3-5美元的低价向外出口产品，是因为制度成本高，劳动力素质低，我认为是中国劳动者缺少谈判权利，缺少维护自身利益的制度。这些问题仅从经济上是找不出原因的。当工人缺乏自己的组织，缺乏与老板讨价还价的资格时，就只能象羔羊一样任人宰割。周教授这些年里眼睛一直盯着政府，在减少政府权力上下工夫，但我认为，与其让政府减少权力，不如落实劳动者的权利。

总之，中国是一个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中国经济腾飞所有的秘密都在于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贡献。一些富有者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对普通劳动者财富的占有基础之上。当然也与精英群体的涌现有关，但在中国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能过多地夸大经营者和企业家的作用。张维迎教授一句“尊重企业家的作用”招来社会诸多非议，就是因为存在着这种社会背景。

如果让我来评价改革20多年里，什么因素对中国经济腾飞贡献最大，我将毫不犹豫地将廉价劳动力摆在第一位，即说得好听一点便是劳动力低成本战略，其次才是制度的变革和技术的进步。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便难以对得起我们的人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精英们要认清自己的作用，不要动不动就摆出一副骄横和功臣的样子，不要赤裸裸地瓜分人民大众资产，之后还心安理得。

之所以要写下这篇文章，是因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学思想库，当前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主要由这些思想库影响着，正是这些学者们对效率的过度追求，才导致我国社会出现了大量忽视劳动者利益的现象。如果这篇文章能引起学界的注意，也应该是中国劳动阶层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