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司机被禁摩者追赶时坠桥身亡

　　两名禁摩人员以极速上演了这场“猫抓老鼠”的游戏，39岁的东莞摩的司机邓焕伦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幅画面就是像大鸟般飞出10米高的高架桥，坠落触地，一声闷响。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广东东莞报道
　　39岁的东莞摩的司机邓焕伦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幅画面就是像大鸟般飞出10米高的高架桥，坠落触地，一声闷响。
　　身后两个骑车的年轻人以一个急刹停了下来。就在此前的数分钟时间里，为了截停这辆疯狂逃逸的非法营运摩的，两名禁摩人员以极速上演了这场“猫抓老鼠”的游戏。双方狂奔近4公里后，一个拐弯扰乱了被追赶者的行车轨迹，他毫无缓冲地撞到了坚硬的水泥护栏上。
　　10米高的桥下，坠落者留下了3摊血、一个头盔和一只皮鞋，手里还死死拽着从车身扯下的把手。2个小时后，邓焕伦在医院停止了呼吸。
　　时间是2008年1月10日上午9时多，广东虎门，一个因160多年前林则徐销烟而闻名于世的南方小镇。如今，它和它所属的地级市东莞正下尽决心，将69万辆代表着贫穷和危险的摩托车，从富丽堂皇的中心城区中驱逐出去。
　　而搭客仔邓焕伦，则成了这个城市禁摩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虽然事后当地zf认定他是死于“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外界关于禁摩合法性的争论因此又沉渣泛起，事件更引发当地100多名本地摩的司机自发聚集在zf门前，进行静默式的抗议。
　　以1985年北京全面禁止摩托车上牌为标志，禁摩风暴在此后20多年间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作为中国中等城市的典型代表，东莞这个位于珠三角腹心地著名的制造业中心，在深陷“禁猪”、“禁电”风波的同时，又开始着手打破长期以来GDP屡创新高却被治安恶名缠身的尴尬局面，与国内其他140多个加入禁摩阵营的城市一样，管理者们将愤怒简单归结到这些方便快捷的二轮交通工具身上，并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们扫地出门。
　　但是，市场的需求和谋生的困难，并没有让那些摩的司机们甘愿接受被安排的命运。45岁的刘义德和31岁的赵林，在邓焕伦去世之后，依旧开着摩托，出动。
　　邓焕伦之死
　　关于邓焕伦出事前的活动情况，家人唯一能提供的就是那天他不到8点就推车出了门。他已经失业了3个多月。自去年9月1日东莞正式禁摩后，他与这个城市5万多名搭客仔一起，成了被强制消失的一群。
　　但那天他必须冒险出去搭客，因为急需钱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和修补漏水的屋顶。他居住的新湾，是虎门收入最低的社区之一，这里居民大多是缺乏一技之长的转业渔民，搭客成了最常见的职业。
　　而在几乎差不多的时间里，邓焕伦20岁的侄子邓锦堂也出了门，在行经虎门广场时，很远就望见在路边等客的叔叔，想着经常能见面，就没有上前打招呼。
　　这竟成了永诀。
　　仅仅相隔不到3个小时，邓锦堂却在虎门太平人民医院看到叔叔的另一幅景象——邓焕伦双眼紧闭躺在急救室里，手脚苍白如纸，导血管插满了他的身体。一个名叫阿文的搭客仔告诉他，他的叔叔遭禁摩人员追赶，结果逃走时失控撞车，从10米高的桥上掉下来。
　　其他亲属纷纷赶到，挤满了急救室的大门，医生对他们说，伤者身上多处骨折，体内也大面积出血，要有心理准备。
　　不断有医生推门而入，十多分钟后，急救室里一阵短暂的骚动让紧张的气氛陡增。邓焕伦头摆了一下，醒了过来，两个哥哥马上进去看他，邓双眼迷离，嘴巴一张一合，好像用尽所有力气蹦出一句——“我好痛啊！”这成了邓焕伦最后的遗言。
　　大约中午12时15分，一份死亡通知书被送到了邓家人面前。这个两个孩子的父亲，离世时仅留下3000元的存款和一辆撞得面目全非的摩托。
　　流言纷飞的小镇
　　从广东省省会广州沿珠江往南，一段喇叭形河口湾贯穿大半个珠江三角洲，星罗棋布的南海、顺德、中山诸市，是南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河湾尽处的伶仃洋，因南宋名臣文天祥的一首七律《过伶仃洋》而闻名天下。
　　而同样名声显赫的虎门，就坐落在这片海域的北岸，发达的服装制造业让这个小镇繁华如一座中等城市，但这样的富庶还不能惠及所有人，比如正在悲痛笼罩下的邓焕伦一家。
　　邓焕伦1968年出生在东莞东江一条破旧的舢板上，6年后随家人搬到现在居住的新湾。邓10岁才读书，还是孩子的时候，懂事的他就终日帮父母到山里打柴。
　　小学毕业后，他就辍学跟着3个哥哥当了渔民。“是一个拉网的好手。”他的大哥邓志成说。外表文静但力气惊人的邓焕伦在海上漂了22年后，于2004年上岸转业，住进了一座残旧的瓦房，因经常失业，偶尔还得靠哥哥们的接济过活。
　　直至2005年，邓焕伦成了职业搭客仔，但好景不长，禁摩又把这个脆弱的家庭赶到了贫困的边缘。
　　而现在，这个默默无闻的老实男人，以他的非正常死亡轰动了整个虎门。
　　邓焕伦停止呼吸2个小时后，“搭客仔被追死”的消息迅速在同行间口口相传。一些认识邓的摩的司机开始向虎门镇zf对面的虎门广场靠拢聚集，通过电话，他们又叫来了更多的本地搭客仔，一些胆子大的还直接把车开到人群里，把油门拧得“呼呼”作响。
　　当晚，虎门镇zf向媒体通报了事件过程，称1月10日虎门镇综合执法分队组织公安民警和治摩办工作人员在太沙路金洲路口设卡查车，邓焕伦骑摩托车在设卡点前约30米远处突然调转车头逃窜，两名执法人员怀疑该车为非法车辆，随即骑车追赶，一路上还喊话要求他停车接受检查，急于逃窜的邓一头撞上高架桥护栏，摔下天桥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最后，官方认定邓焕伦是“死于一起普通交通事故”。
　　官方的澄清无助于减弱事件的传播效应，邓焕伦之死成了近段时间虎门市民最热门的饭后谈资。于是，版本各异的事件过程在衍生流传，有说邓是被挤下去的，也有说邓是被踢下去的，更有说这样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人们煞有介事地描述着死者当时的惨况，以及以讹传讹的赔偿数目、越发黯淡的摩托车前景……
　　同时，网上的评论也在热议，有骂禁摩的、骂交警的、也有骂zf的，邓焕伦事件就像一根导火索，让蕴藏已久的反禁摩情绪找到了宣泄口。此时的虎门，已变成一个流言纷飞的小镇。
　　还有他们
　　这一个星期来，45岁的搭客仔刘义德时常怀念邓焕伦这个同行兄弟，他甚至为记错时间而缺席对方的追悼会而甚感愧疚。
　　刘义德的家也在虎门新湾，和邓焕伦家仅隔了两条小巷，同样是红砖作墙，瓦片作顶，偶尔还会漏风漏水。他们所在的新湾区像一块伤疤贴在虎门的南边，1990年代后期，由于海水污染的影响，居住在这里的渔民纷纷失业，同时，缺乏土地和谋生技能，使逐渐沦为穷人的新湾居民大多走上了搭客之路，他们也成了虎门乃至东莞最大的摩的司机群体之一。
　　邓焕伦出事后的第二天，刘义德曾想过到他家去看看，但走到半途就放弃了，他想着邓也未必向家人提起过自己。在刘义德看来，邓这个男人很沉默，仿佛天生缺乏幽默感和倾诉欲，他做得最多的就是别人聊天的时候站在一旁附和地笑。
　　1月16日，邓焕伦事件后的第6天，在家蛰伏了一个星期的刘义德决定出去碰碰运气。他骑摩托车来到最繁华的步行街，在一家肯德基门前，刘与其他8个搭客仔单脚支地，一起向汹涌的人流招手揽客，活像一排生硬的水草。
　　或者是邓焕伦事件的影响，数天不见的搭客仔们用点头致意取代了往日大呼大叫的粗鲁打招呼方式，连口若悬河的刘义德此时也没有说话的冲动。他只想趁着这片刻的安宁，多搭几个客。
　　刘义德在这一带颇有点名气，20年前，他是个风光的走私仔，用渔船从香港拉来整箱整箱的录像机，然后以数倍的价钱卖到前苏联，运气好的话一天就能入账一万元。但他好赌，好显摆，加上后来顶风作案，被水警捉了好几次。1997年，家财散尽的刘义德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搭客，以表他浪子回头的决心。
　　2年前一次偶然的问路，刘义德认识了在附近搭客的邓焕伦，那时候东莞对摩托营运实行统一管理，邓焕伦和刘义德等“正规军”都身穿印有“义务治安员”黄马甲奔走于大街小巷，日子过得很安稳。
　　2007年9月，禁摩突如天降，一夜间邓和刘摇身变成了“过街老鼠”。在浩大的禁摩风暴中，循规蹈矩的邓焕伦成了吃亏大户，腼腆的他成为交警经常光顾的对象，一个星期的收入还不够交一次罚款。
　　有一次，邓焕伦当着刘义德的面将一张刚领的罚单揉成纸团，用力扔在地上，然后大吼一句：“还让不让人活了！”刘义德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一时语塞，然后呆呆地望着这个温顺男人在一阵长吁短叹后，又把罚单捡起抹平，塞进里袋。
　　“他肯定是被逼急了，不然不会跑。”刘义德用屈起的关节咚咚地敲着油箱，以表无奈和愤怒，“兔子急了还会咬人。”
　　但这种愤怒注定只是暂时的。在等客的大部分时间里，刘义德紧张地扫视着周围的人群，努力判断着哪个像便衣，哪个会突然上前拔掉他的车钥匙。就在两个星期前，刘义德感受到了这个城市对他强烈的厌恶——两个合围他的交警把他追了近半个城，在一个斜坡型的小巷尽头，交警把已写好的罚单扔到已成瓮中之鳖的刘义德跟前。这个1米83的大汉，情急之下突然凌空提起车头，硬生生地攀上一个6级高的楼梯，惊险脱身。
　　搭客仔们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话最终还是回到了邓焕伦的事情上，大家感叹着这个倒霉的家庭，数落着那些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的禁摩人员。说得兴起之时，一辆闪着顶灯的警车从远及近，刘义德警惕地开动了引擎。
　　正当刘义德在市区如临大敌时，31岁的河南搭客仔赵林却选择和另外3个老乡在城郊的牌桌上消磨大好的时光。
　　但他们绝非懒惰。与刘义德他们不同，这些外地来虎门的搭客仔，由于无法给正在开的本地牌照摩托车办过户，随便一个交警或便衣就能将他的坐骑以“人车不符”的名义永远没收。赵林和10多个河南老乡只好白天躲在城郊，入夜才到市区搭客。他们就像一群昼伏夜出的秃鹰，啄食着本地搭客仔遗留的剩肉。
　　1月16日，虎门新湾旧渔村，4个无所事事的河南人围着一张油光发亮的饭桌，打着一副同样油光发亮的纸牌。10张1元的纸币在四个桌角零星地流动，而入账5元的赵林显然是当天最大的赢家，因此他要请其他老乡吃那些1元一大袋的散装葵瓜子。
　　阳光照进这群河南人的角落，但他们更渴望黑夜。
　邓焕伦的死，赵林也听说过了，出事当天下午部分摩的司机自发组织的抗议活动，赵林和老乡们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不去。“那是本地人的事情。”
　　赵林说并非仇视本地人，而是这个城市不给他们机会。
　　1995年，18岁的赵林终于守不住老家那5亩薄田，拎着一个麻袋来到东莞。刚出汽车站，两个飞车党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他这个城市的残酷，他仅有的100多元和一套用来找工的衣服悉数被抢，幸得一个好心的老乡介绍他到一个纸箱厂当搬运，后来又干过装修和货车司机，2001年，赵林拥有了自己第一辆摩托车，成了一个外地搭客仔。
　　2006年，东莞禁止外地摩托车进城，一向遵纪守法的赵林把陪伴了他5年的河南牌照摩托车卖了，但只做了3个月月薪600元的工厂保安后，他又失业了，此后再没有人愿意请他，理由竟是个近乎莫须有的解释——因为他是河南人。
　　于是，为了让儿子留在东莞读书，赵林彻底改变了以往老实人的形象，买了一辆二手摩托搭客，企图挑战森严的制度。
　　赵林读过高中，是这群外地搭客仔里学历最高的，所以时常给老乡们读报纸，讲新闻，说话也慢条斯理，像个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
　　但这样的形象到了夜晚就会被颠覆，街灯亮起，是赵林一天开始的标志。夜色的掩护让他如入无人之境，他拼命地拧着油门，用速度来驱散着白天郁积的苦闷。
　　他也被交警追过车，但他太过熟悉这个城市了，他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钻进一条狭窄的小巷，让马力大一倍却笨如灰熊的警用摩托望尘莫及。
　　但是危险却不仅仅来自警察。去年夏天，一个戴墨镜的青年把赵林带到一个偏僻的厂区，然后把一把带着锯齿的军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不照办就杀了他，在给了对方手机和600元现金后，赵林假装交车，却突然加速，把后座上的贼掀翻在地，得以脱险。回去后赵林受惊病了一场，但他不敢报警，严格地说，因为搭客，他也算不上是这个城市的守法公民。
　　后来，赵林再也不敢擅自行动，他和老乡们约定只在一定的区域内搭客，好有个照应。时间长了，这群压抑但非常团结的外地人，学会了在夜晚向漂亮的姑娘甩口哨，学会了向烂醉如泥的男人漫天要价，也学会了与目中无人的小混混打架，他们借助着一种虚无的安全感，徘徊在城市和制度的边缘。
　　而刘义德却无须忍受这样的生活，他只需每天按时到步行街前当他的“水草”，累了的时候，还可以点根烟，半躺在座椅上吞云吐雾。
　　与赵林这些外地人的畏首畏尾不同，刘义德并不怕交警，他有些能耐大得通天的同行朋友，稍有什么动静，马上就有电话来通知走人，周围的搭客仔都看刘的手势，只要他那个西部牛仔式的甩臂动作一亮起，大家就各自找出路。
　　但他们怕便衣。有次，刘义德在路上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向他招手，便停在他跟前，结果男人一下把他的车钥匙拧了下来，然后亮出证件。那次刘义德被罚了750元，几乎是他这辆破车一半的价钱。
　　后来，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几次。这让刘义德患上了神经紧张，除了经常头痛、血压升高外，还染上了疑神疑鬼的毛病，常常觉得四面楚歌，人人皆便衣。在风声紧的那几天，他拒绝了一切男客，后来连女客也不敢搭了，躲回家看电视。
　　最近几天，刘义德都做着一个相似的梦，大概场景是在一个悬崖边开着摩托车，旁边是白蒙蒙的雾，车速却越来越快，最后坠入漆黑的深渊。每次在大汗中惊醒，妻子总劝他：“别干了吧。”刘义德说：“再等等看。”妻子是个保姆，每月700元的收入还不够一家人吃饭用。
　　虽然客源减少了，但摩的起步价普遍提高到5元，仍让刘义德的收入保持禁摩前的水平。“一天200元不成问题。”
　　1月17日晚上8点，步行街灯火辉煌。刘义德接完最后一单生意，准备回家享用妻子做的三菜一汤，刚凑合了一顿面条的赵林则领着5个老乡在街口外守望，像等着与刘义德他们换岗换班。刘义德觉得应该见过他们，只是不知道名字。若是以前，脾气暴躁的他会恨透了这些来抢生意的外地人，巴不得揍他们一顿。
　　但现在他已经没有这样的冲动了，相反还有点同病相怜。赵林谦逊地把车开到刘义德旁边，然后试探性地像他们一样招手揽客。刘义德假装没看见，拧了拧油门，和一班本地同行绝尘而去。
　　身后，那些外地搭客仔迅速填充了空位，飘扬的手又成了一片水草。
　　新的挣扎
　　赵林的妻子已经连续哭了3天，原因是丈夫没有按她的要求马上换一份工作。
　　妻子的理由是这样的：邓焕伦事件后，工友们常常说现在交警追人是多么的凶狠，而且专挑外地人来追云云。
　　赵林说那些人瞎说，妻子则哭得更厉害了，还以带儿子回老家相逼。赵林拗不过，一个晴朗的早上，他照着贴满电线杆的招工广告一家一家地去试。虽然大部分注明只要年轻女工，但赵林仍厚着脸皮去排队，结果每次都遭到揶揄。在一家电子厂，一个年轻白净的小伙子笑他那像一排香蕉的粗手，连螺丝都捡不起，只配去做伙夫。一向稳重的赵林气得拍案而起，扔下一句国骂，走了。
　　他只好继续开他的摩托车。但他不敢把这些告诉妻子，只是采取拖延战术，说老板叫他回来等通知。
　　而刘义德没有想过改变，虽然每天都有人在离开——他们大部分响应政策，在zf的扶助补贴下转业，也有些凑了些本钱做点小买卖，或者进厂当司机。到目前为止，东莞原有5万多名摩的司机已成功转业了3万多名。熙熙攘攘的步行街口，骑着摩托车的刘义德显得越来越突兀。
　　但不管赵林和刘义德他们愿意与否，这也是一个无法撼动的现实——东莞已计划一年后将禁摩范围从市区扩大到农村，3至5年后实现全市范围无摩托车。也就是说，他们的命运正像日渐干涸的池塘里的鱼，等待被蒸发掉最后一滴水。
　　东莞的禁摩效应正在迅速显现，第一轮禁摩措施后，东莞官方就发布信息称飞车抢夺案案发率和交通事故分别下降了190和180个百分点，但禁摩至少让30万市民出行不便，成了黑摩的司机的来源。
　　邓焕伦之死正在平静。在虎门镇zf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45万元人民币，并承诺抚养死者两个小孩至成年之后，邓家选择了对记者保持沉默。
　　2007年1月18日晚，虎门的气温骤降到7摄氏度，刘义德把今天最后一程留给了20岁的女儿，在步行街做售货员的她用刚发的工资给父亲买了一条羊毛围巾。感受着从脖子散发的温暖，这个粗鲁的大男人竟第一次在女儿面前脸红起来。
　　而这个城市的另一角，河南人赵林则把连续工作13个小时的妻子从工厂接出来，凛冽的寒风中，赵林温柔地叫妻子把手伸入他外套的口袋里，然后加速驶向那个能望得见海的出租屋。
　　在这个忧心忡忡的冬天里，两个素不相识的搭客孜，终于找到一份久违的平静。
　　(应受访者要求，邓志成、邓锦堂为化名)
　　链接
　　东莞之“禁”
　　禁猪：东莞从2002年吹响“禁猪”的号角。先是当年的个体猪场大规模外迁，然后是2005年国营或股份制的养猪场外迁。2007年11月，东莞宣布，从2009年1月1日起，东莞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
　　禁猪后，养猪业将在东莞消失，猪农被迁移到外地或转业，东莞也成为中国首个无猪城市。此后，东莞每年要从外地进口400万头生猪。
　　禁摩：从2007年9月l日起，东莞市中心区道路将禁止本地摩托车通行。禁摩前，东莞有本地牌照摩托车近70万辆，至少有5万辆以上从事非法营运搭客。
　　禁摩后，这5万多名摩的司机面临再就业的问题，而禁摩也让30万市民出行不便，几乎相当于东莞全市公交日出行量的一半。
　　禁电：东莞于2007年8月15日起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东莞目前有2万辆电动自行车。
　　禁电后，这部分车主将另行寻找出行方式。而遍布东莞境内数百家电动车销售商，也纷纷结业或转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