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名人故居: 尴尬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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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故居亟待修复
施琅将军故宅亟待修复、弘一法师圆寂处“晚晴”景象堪忧、理学家蔡清故居年久失修……这些曾经走出泉州历史文化名人的深宅大院，如今有的墙垣颓圮、风雨飘摇，有的日渐促狭、芳踪难觅，甚至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风尘中，成为文化史册上一个孤零零的象征符号。
岁月的无情洗涤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这些文化遗址面临着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挤迫。它们正遭受着在建筑形体和文化生态上“岌岌可危”的窘境，成为现代消费社会中的“文化孤岛”。
2008年12月26日，“涉台文物保护工程启动仪式”在市区天后宫举行，包括施琅宅祠墓、泉州天后宫、安溪清水岩在内的15个涉台文物成了国家首批启动的保护工程项目。施琅故居位于释雅山公园内，市园林管理部门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故居有望在今年获得重修。这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欣慰：这些承载着建筑艺术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名人故居尚未离开后人们的关注视野，一条漫长文化坚守之路正从我们脚下延伸开来。
名人故居居今不易
“要搬了，要搬了。”在市区释雅山公园西侧的一条小径上，记者遇到了住在附近的施琅家族的一位后人，她指着一堵红砖残墙说，“要开始修复了，也许下次来就再也看不到这旧房子啦。”
如果不是一旁立着刻有“文物保护单位”字样的石碑，真难以让人相信这位中年妇人口中的“旧房子”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施琅将军的大宅。面对杂草丛生、枝蔓疯缠、墙圮橼断的景象，我们只能依靠想像力来重构这座宅院“两进五开间”、“硬山式双护厝”的壮观气势。这位施氏后人说，原来住在大宅内的人去年搬走了，现在故宅周围居住的后代也剩下寥寥几户，“没人住，破败得更厉害了。”
位于市区西街孝感巷深处的蔡清故居，呈现出的是另一番景象：这座500多年历史的老宅里，现在还居住着10多户蔡氏族人，显得拥挤不堪。大厅成了他们日常起居之所，锅碗瓢盆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电线穿堂而过，火灾隐患令人担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蔡清故居被列为泉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市zf拨款修缮，但由于当时住户不愿迁出，只能维修大厅，下厅无法动工。2006年的一个雨夜，老宅的一片屋顶哗然塌下。故居倘若没有顶厅上方横悬的“文庄蔡公故宅”六个鎏金大字，便同寻常旧式家院并无二致。
“虫蛀的危险也一直存在，有时晚上一开灯，白蚁便铺天盖地地袭来。”住户之一老蔡显然也知道房子的诸多疾患，但谈到住户集资进行维修一事，他便摆了摆手，说：“力不从心啊，没办法。”
令人扼腕的还有一代高僧弘一法师的圆寂处——“晚晴室”。这座凝聚了法师与泉州14年因缘的红砖老屋，悄无声息地伫立于泉州市第三医院内的空地上，里面堆放着积尘杂物。作为昔日弘一法师的“最后讲经处”，“晚晴室”曾一度作为医院的职工宿舍，曾留下大师“悲欣交集”临终遗墨的“晚晴”风景已然凋残，如今陪伴它的只是一株孤单大树。
与“晚晴室”相隔几步之遥的，还有一座被岁月漂白的牌坊。估计现已少有人知这就是泉州老八景之一的“小山丛竹”，此处附近有唐朝进士欧阳詹的祠堂，古时曾是闽南地区文人墨客云集之地。南宋理学家朱熹也曾在此“种竹建亭，讲学其中”，亲手写下“小山丛竹”四字。遗憾的是，标识此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已不见踪影，与“晚晴室”一样，“小山丛竹”遗址也难逃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
两大难题掣肘保护
“危在旦夕！”
泉州南建筑博物馆老馆长黄金良用这四个字来表达他此刻的心情。他说，大部分泉州名人故居现正处于消亡的边缘，需要尽快抢救、保护。
名人故居之“危”，折射出对其抢救、保护和利用的重重矛盾。
故居产权人利益与公众享有文物权益的矛盾是最直接且现实的问题。目前，除了列入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少数名人故居外，大多数的故居都为私人所有。
“产权”这个现实利益元素的介入，给故居的维修经费保障、故居资源的整体整合利用带来不少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根据《文物保护法》“谁受益谁维护”的原则，许多产权人(家族后代)负有出资维修的责任，但他们往往拿不出这笔庞大的开支，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宅日益破败。“没有经费的支撑，故居的管理修缮乃至保护必然会成为一个问题。牵涉到诸多方面的协调关系。”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副馆长、泉州市文物局副局长陈健鹰说。
“位于市区中心、特别是老城区的名人故居湮灭的数量大，而地处山区、乡村的名人故居反而保留得较为完好。”泉州市政协文史委原专职副主任、《泉州名人故居》一书主编王明健，在经过实地走访和调查大量泉州名人故居之后，得出了这么一个地域上的比较结果。它似乎在向我们揭示另一个矛盾：城市化的进程与名人故居的保护，一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互为掣肘的关系。
陈健鹰认为，这个“鱼和熊掌”的取舍难题的解决，其实就是要求我们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如何寻求最佳的平衡点和契合点，“这涉及保护和发展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亟待形成价值共识
“要解决这两个难题，有赖于让全社会对文化遗产形成一种价值共识。”陈健鹰说。
位于惠安县洛阳镇的陈金城、陈伯达故居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由洛阳镇镇zf发起成立“陈金城、陈伯达故居修缮委员会”，发动广大乡贤捐资修复这座名人故宅。热心的海外乡贤和本地乡亲纷纷援手，筹得第一期修复款130多万元。目前，故居主体工程已基本“修旧如旧”，顺利完工。镇原党委书记陈德杉说，通过这种社会集资的方式，不仅修复了名人故居，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开设故居纪念馆。
“最好是易地安置居民，使故居得到彻底修缮，以便进行更好地保护。”王明健说，由zf或zf鼓励社会力量收回故居，国内、省内的一些地方已开始尝试，也不失为一种保护良策。
家族的精神纽带维系着乡村民众的价值共识，使得在乡村的名人故居多数以宗祠的形态存留了下来，也是农村的名人故居保护工作比城市到位的原因之一。而在现代化都市中，价值共识的形成则表现在公共管理的整体控制和民间活态资源的有效开发。
陈健鹰则认为，作为公权利益的代表，zf应该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做好城市发展规划和相关配套服务，把文化遗产和和社会资源的保护利用共同纳入城市发展里面。保护名人故居，不应仅仅是单体建筑的保护和保留，还应更注重故居周边文化风貌、历史情境的再现。
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陈鹏就希望，让一户有责任心、有文化的产权人(家族后人)居住在故居，担任起日常的守卫、保洁、维护工作，不但能让故居屹立不倒，更能让更多市民、游客进入故居中游览，更好了解名人的历史价值及建筑特色。“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以陈列室、纪念馆的形式，继承先辈荣光，扩充故居内涵，也不失为名人故居的保护举措。”这一点，对于蔡清故居、黄宗汉故居等至今仍由后人看管的名人故居来说，意义尤显重要。
名人故居的保护是个很大的课题，它实质上是传统文化现代传承的问题，是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保护——利用——保护，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也是科学发展的表现：保护好现存名人故居，它的价值就可以得到最大体现，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就高，从而促进更好更有效的保护。”在陈健鹰看来，名人故居好比一株株的古树名木，散落于泉州土地上的其他古民居、古街巷等遗产又好比灌木丛，而更多潜藏于民间、生生不息的文化集体(如泉州特有的民间信仰等)则是前者所吸附的广大植被。这三者共存于广袤的文化生态林中，一同维系着城市精神的振奋和文化脉搏的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