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6所高校,一年的发明专利授权量总和为何不如一个浙江大学多?楚天金报记者暗访后发现,由于科技成果转化审批难,转让正道难走通,导致私下交易成风。
据一位科技界人士向楚天金报记者透露,发明成果经私下交易后,大量流失到外省,预计流出量占总量的三成左右。“高校发明成果,被一些教授进行了私下交易。”调查中,记者屡屡听到这一说法,但当请其讲几个案例时,对方则称“这事太隐蔽,不好说”。
几经周折,楚天金报记者通过一家专利代理机构“结识”了在汉某高校教授、博导李传利(化名)。李教授开出100万元的专利合作金额后,还为记者所要创办的“公司”频频出主意,一条专利流失灰色产业链逐渐浮出水面。
■ 记者暗访
接触中介:专利转让人“浮出水面”
是哪些人在私下转让科技成果?由于正常途径很难找到采访案例,记者只得隐瞒身份,试图通过专利代理中介机构寻找相关线索。
在网上一搜索,记者找到了设在武汉的近20家知识产权事务所或专利代理事务所。这些专利代理机构的办公地址,主要设在武汉几所知名高校附近的写字楼里。
记者假装自己是一名准备创业的大学生,急于寻找市场前景良好的发明专利,然后给这些专利代理机构一一打电话。其中7家在电话中称只代理申报专利,不开展专利转让业务;有4家机构的工作人员称,想购买专利的话,需要找事务所老板直接谈,“这种资源都在老板手里”。
北京设在武汉的一家知识产权事务所分支机构负责人称,向他们咨询购买专利的人,“你不是第一个,电话很多”。但当记者请他介绍一位高校教授及其发明专利时,他则称“需要当面谈才好,电话里没法说”。
记者继续向武汉一家专利代理事务所“求助”专利时,该所工作人员刘芳(化名)听了记者欲创业的“实际情况”后,先问准备投资多少开公司。当记者说首期投资1000万元时,刘芳呵呵一笑,“那可以。如果投资少了,很多教授都懒得跟你见面”。随后,刘芳主动介绍了一个项目,并提供了发明人——某高校教授、博导李传利的电话,“你们先联系一下,如果谈不拢,我再帮你找其他教授”。
记者假装跟刘芳开玩笑说,如果自己与李教授合作成功,李教授定会重赏她。刘芳笑着说,“哪里哪里,私下里帮帮忙而已”。
随后,记者从某高校官方网站上查询到了李教授的基本信息,跟刘芳所介绍的一致,手机号也一模一样。
初见教授:免费兼职博士成了合作附加筹码
在电话中与李传利教授约好后,2月20日下午,楚天金报记者与他如约见面。在其所属高校的宾馆门前碰头后,李教授径直将记者引到学校一处僻静招待所休息厅。
寒暄过后,记者提出想了解李教授持哪些专利。不料,李教授反请记者先介绍一下个人情况。看得出来,李教授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接触。记者谎称自己大学毕业后打了两年工,现在想自己开公司。今年春节回家时,正好听说一亲戚在广东做电子产品生意,亲戚欲拿出1000万元投资新项目,为转型做准备。“其实,我负责开公司找好项目,亲戚负责幕后投资。”听记者这样介绍,李教授信以为真,笑了笑,“若真投资好项目,1000万元恐怕还不够”。
接下来,李教授话匣子一下打开了。听说记者想购买一项市场前景好的朝阳行业发明专利,他提到自己多项发明专利,并重点推荐了一个新项目。
记者提出,听说从学校里买专利,程序很复杂,“我们就是想尽快掌握技术,把公司早日开起来”。这时,李教授突然凑近记者,低声说,“那我们还可以私下合作”。李教授介绍,双方可以绕开学校,签一个100万元的合作协议,自己将一个科研成果转让给记者所开的“公司”,由公司去申报发明专利,甚至发明人都可以写记者和老板的名字,而不提李传利。
“我有几项专利了,已经不在乎名了。”李教授说。记者不禁问:“这笔科研成果的研究经费谁来承担?”李教授呵呵一笑:“这你就不用管了,学校里有现成的实验室和科研条件,不用你们再投钱。”
为帮助记者早日将“公司”开起来,李教授还承诺,一旦合作,可以带记者去参观同行企业的生产线,了解具体如何运作。同时,他还承诺:“可以派几个我带的博士生到你公司里帮忙做技术开发,工资不用你们开,社保也不用办,多省钱!当然,公司每月若给他们几百元的奖金,他们会干得更起劲。这批博士毕业了,我又招了下一批,你们接着用嘛。”
此外,李教授还提出,等公司今后招聘了技术人员,自己可以随时带着技术人员到竞争对手企业中“参观学习”。为证明这种合作模式的可行性,李教授又专门讲了他在外省的几个类似合作项目。
话越说越多,李教授不经意间还透露出,去年,他以个人名义投资100万元,作为大股东在南京注册了一家公司,并由弟弟负责打理,今年产品就可以上市销售。
再次接洽:参观上市公司道明公私合作好处
为充分挖掘出李教授干私活背后,所蕴藏的一条专利流失产业链,2月23日,记者致电李教授,希望能早日去相关企业“参观学习”。李教授爽快答应,并在当日就敲定,于2月26日下午去光谷一家知名企业。
2月26日,记者与一名假扮成“出资人”的同事,与李教授在高校会合,一同前往光谷一家知名企业参观。一路上,李教授兴致勃勃地向“出资人”讲述着具体的合作模式。与第一次见面相比,李教授对记者更加信任,说话也没有了顾忌,讲得更加具体。
李教授表示,记者所要创办的公司,如果想早日开起来,就离不开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这一资质。“专利是申办高新技术企业的必备条件之一”,他建议,记者先以公对公的形式,从学校购买一项他的专利,“学校开价五六十万元的专利,我可以帮助内部活动一下,把价格压到30万元”。
当记者对此表示出质疑时,李教授又进一步解释,“价格压低一半没问题,你要相信,在学校里,一个教授还是有些能量的”。李教授强调,如果一开始就私下合作开发,等企业申请了专利并获得授权,至少需要两三年,那时再去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时间耽误不起。而现在,可以先拿个学校专利去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当这30万元到账后,其中10万元可能会划到学校的公共账户上,20万元会划到科研专管经费账户上。这20万元,只有我有权利来花,但又不能取出现金,只能再用作科研资金。那时,我们再继续私下里合作,用这笔钱去为你们搞科研,你们再给我们些费用,不就变现了吗?!你们公司也可以节省一些研发费用。对吧?”李教授一口气道出了公、私双重合作的“好处”。
言谈间,一行人来到光谷这家企业,想不到,居然是一家上市公司。见到该公司技术负责人,李教授谎称记者是其学生,来学习一下,对方也没多问,换上鞋套,就径直进入封闭的生产车间。生产线上,数百万元的进口设备在运行着。
参观间隙,当记者小声问李教授是如何与该公司进行合作时,他稍微笑了下,“等以后我们成功合作,你就明白了”。
离开这家公司后,李教授又主动提出,可以带记者去看看他们学校的国家级实验室。一进实验室的门,几名工作人员主动跟李教授打着招呼,“我带的几个博士生,都在这里搞科研。这里的科研设备,我们随时可以用”。
末了,记者提出去李教授的办公室看看时,他又将记者带到首次见面的僻静招待所,“今后成功合作了,会有机会给你们看”。
■ 对话实录
记者:如果绕开学校,公司具体该怎样跟你合作?
李传利:咱们私下里签一个协议就行啦,跟学校没关系。比如,你们公司给我出一个技术课题,我在学校带着团队去研究,成果出来后,给你们去申请专利就行了嘛。
记者:咱们这是第一次,需要签多大的单子?
李传利:可以先尝试一下,就百八十万吧,这是个打包价,不算多。因为除了这项发明成果可以转让给你们,我还可以为你们提供技术支持,包括我做技术顾问、派我的学生去你们那儿做先期的技术开发。你们不用开工资,又不用缴社保,多划算。如果你们需要高工,我还可以帮你们去“挖人”。
记者:我们这种私下合作,万一被学校知道了,它会不会告我们?
李传利:这个不用担心,学校怎么会发现呢?即使知道了,有我呢,在学校里,我还是有些能量的。所以说,建议你们再通过学校买我一个现成的专利,二三十万的事。接下来,我们私下里就可以更大胆地深度合作了。
记者:你们利用学校的科研资源干私活,学校就发现不了?
李传利:学校哪有精力管这,只要学校布置的任务,我们如期完成,其他的,我们在搞什么科研,学校都不管。基本上,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 专家分析
专利私下交易因利益驱使
为什么专利私下交易会如此受高校教授们欢迎?一位专家道破天机。他说,这种专利私下交易,主要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直接转让现有专利,虽然专利所有权在学校,但由于学校疏于管理,也很难追究到底,“这种情况毕竟有风险,所以近年来很少有教授再这样操作,即使有,也是一些转让金额很小的专利”。
第二种情况,就是一些大学的资深教授,自己的一些职务发明成果不在学校申请专利,而是直接转让给外地企业,让企业去申请专利,“你想啊,资深教授本身已经有多项专利在身,已经不在乎什么名了,职称评定也用不着专利了,只要有利可图就可以了”。记者在刘芳那里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以合作开发的形式,教授带学生在学校实验室里做项目,做好了再给其他企业去申请专利。不声不响,学校根本不知道。这当中,尤其是几十万元的小项目,又不用开发票,采用这种模式的很多……”
第三种情况,就是不在学校申请专利,企业也不需要申请专利,而是直接转让技术,这样就更无懈可击。该专家表示,后两种情况存在的可能会比较多。
■ 高校回应
学校管不住教授的脑瓜子
对于高校教授私下交易发明专利的说法,某高校一位处长直摇头,“不可能,教授在职发明的专利属于职务发明,所有权是在学校里,私下交易是犯罪,哪个教授敢踩这条红线?”该处长称,即使这些发明专利被教授私下交易了,但所有权还在学校,就是有企业私下买了这种专利,也随时面临着被学校起诉侵权的风险。
接下来,该处长又说:“当然,不排除某些教授为了规避专利私下交易的风险,会将原来的专利稍稍改动一下,变成新的发明成果后私自卖给外地企业,由企业去重新申请专利。”该处长指着自己的头说,“专利都在教授们这里!你说,学校能管住他的脑瓜子吗?学校没精力管,也管不住,关键是很难取证。”
■ 教授心声
不愿看着自己的“孩子”没了
“教授干私活,不算什么稀罕事,这在业内很常见。”面对记者的采访,不到40岁就已是某部属高校副教授的刘阳(化名)这样说。
刘教授说:“教授之所以干私活,还是因为有市场。”他表示,国内一些中小企业受实力所限,不可能常年养着一批科研人员。他们通常会将技术外包给高校的一些教授私下里去搞开发,按项目算,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元的单子都有。
提到科技成果私下交易,刘教授说:“其实,大家也很无奈,因为公开交易手续复杂,时间长。等审批完了,说不准专利已经失去竞争力,谈好的合作都废掉了。专利成果,就像教授的孩子,谁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没了呢?!所以私下寻找出路很正常。”
专利私下交易路径图
第1步 牵线
专利代理机构暗中搭桥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武汉市的近20家知识产权事务所或专利代理事务所,都有代办申报专利的业务。如此一来,这样的机构会掌握大量高校教授们获得国家授权专利的基本情况。记者在刘芳所在的专利代理事务所看到,该所专利库里的数据密密麻麻,专利所有人、发明人的具体项目和联系方式等,一目了然。
据刘芳介绍,每当有高校教授通过事务所代办获得国家授权专利后,他们都会顺便问一句:是否需要代办转让?如果对方需要,他们就会做个记号。之后,当有人上门来购买这些专利时,一座暗中专利交易之“桥”就初见雏形了。
第2步 筛选
中介机构寻找诚意买方
作为专利发明人的高校教授,一旦从专利代理机构得知有人要购买自己专利的信息后,就会先约对方私下里见面谈。当然,专利发明人对买方的要求也不低,刘芳对记者说,教授们平时都太忙了,所以也不是谁都可以去跟他们见面的。他们需要投资金额大、有一定诚意、合作可能性较大的对象,这就离不开中介去“把关”筛选,并随时电话征求教授的意见。
第3步 接触
多次面谈敲定私下交易
一旦选择好合作对象,双方就会就合作方式展开接触。在首次接触时,教授主要是揣摩买方的心理,从而判断出对方到底是想通过“公对公”与学校合作,还是可以私下合作。一般情况下,教授会在不断深入的谈话中,引导买方进行私下合作,因为这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经过初次面谈,教授基本上可以判断买方是否有合作意向。对于意向明显的,教授就会进行第二次见面,并带对方到自己的“关系户”企业里参观。如此既可以提高教授的身价,给合作方留下良好印象,又可以为接下来的谈判增加筹码。
第4步 合作
用高校资源为企业研发
教授与企业合作开发专利的关系一旦确定,教授就会为企业提供一系列“售后”服务,主要是技术和人才支持。而这种“售后”服务,一般是双方在合作前,卖方所许下的承诺。
如李传利教授,在与一些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后,他会带着企业的技术人员去同行企业的生产线“参观”,快速了解生产流程;他还会派自己带的博士去对口企业,帮助对方搞科研。如果企业今后有什么科研难题,他还可以利用高校实验室搞研发。
第5步 套钱
联手“套”取专项资金
就像李传利所言,随着一些教授和企业合作越来越深入,双方下一步还可以合作搞科研项目,“套”取国家专项资金。2011年,李传利曾联合武汉、杭州等地企业,申报一个国家项目,共争取到1000余万元的国家专项资金,仅杭州那家民营企业就获得上百万元的资金。
李传利透露,企业跟教授合作,在争取专项资金上会有优势。他举例说,在竞争省内一项科技专项资金时,深圳一家公司驻汉分支机构与武汉一家公司“争”得非常激烈,而关键点就在于专家评分。李传利有些“自豪”地告诉记者,他自己当时就是评审专家之一,“我还没打分,武汉这家公司的短信就来了。你想啊,我肯定给它打高分;深圳那家公司自然分不会太高”。
从初期专利合作,到之后联合对科技专项资金的“巧取豪夺”,一个灰色利益共同体就这样形成了。 来源:泉州劲翔商标专利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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